彭文生：本輪刺激政策規(guī)模預計在1.5萬億
隨著近期主要經濟體下行風險的增加，中國、歐洲和美國同時面臨著如何在短期解困與長期發(fā)展中尋找平衡的挑戰(zhàn)。中國的增長下滑使得短期需求刺激成為必要，但只有結構改革才能帶動經濟走出低谷。歐洲應對債務危機需要財政緊縮，但政府緊縮開支將加劇短期內的需求疲弱，反之則又會進一步加重債務負擔。美國復蘇的疲弱需要更加寬松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然而這意味著增加已經高企的政府債務和聯(lián)儲負債。
中國的平衡在于穩(wěn)增長與調結構。當前中國經濟增長處于長周期潛在增長率放緩和短周期總需求疲弱的疊加階段。總需求增速的快速下滑需要逆周期的政策放松來應對，而潛在增長率的放緩則需要通過加快結構調整、深化制度改革來提高生產效率。
為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刺激政策。前者包含更多的結構性改革，貨幣政策相對謹慎；后者是政府的4萬億元刺激政策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短期內經濟走出了“V”形反轉，但政府主導的投資熱潮并不可持續(xù)。
政策的差異導致經濟走出低谷的方式明顯不同。在前一個危機時期，加入WTO 以及其他一系列改革推動了一輪民間投資的熱潮，加之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提升了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推升了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復蘇提供了更有效的市場環(huán)境，從而帶動經濟在2003~2006年實現持續(xù)10%以上的高增長。后者則主要依靠政府投資的推動，雖然經濟增長避免了斷崖式下滑，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引發(fā)了嚴重的副作用，即2009年的房地產價格暴漲和2010~2011年的通脹上升，以至于政策不得不主動收緊，導致總需求增長放緩。
與前兩輪刺激相比，本輪的政策放松力度會有多大？我們估算，今年貨幣刺激和財政刺激分別為1萬億元和5510億元，合計約占去年名義GDP的3.4%。今年政策放松對經濟刺激的力度將遠低于2009年，對GDP的支持力度大約相當于2009年的五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輪穩(wěn)增長的政策放松在結構調整方面力度明顯加大。投資項目審批明顯向節(jié)能環(huán)保和戰(zhàn)略新興產業(yè)傾斜，對傳統(tǒng)產業(yè)的投資也以優(yōu)化結構、減量置換為前提。與此同時，旨在鼓勵企業(yè)和居民投資及消費意愿的結構性減稅依然可期，隨著包括對鐵路、市政、能源、電信、醫(yī)療等領域資本準入的放松，民間資本有望在本輪“穩(wěn)增長、調結構”中挑大梁。利率市場化、資本市場改革等結構改革政策也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歐洲的平衡在于財政緊縮與經濟增長。對于歐元區(qū)周邊國家和部分核心國家而言，對抗債務危機需要財政緊縮和恢復經濟增長。然而操作上兩者可能存在矛盾：財政緊縮可能傷害短期經濟增長，而保增長的措施可能惡化長期債務負擔。以西班牙為例，要遏制短期危機，或恢復長期增長，都需要挽救備受房市拖累的銀行部門。然而問題在于對困難銀行的注資從何而來：無論是依靠正在緊縮的政府財政還是即將成立的歐洲穩(wěn)定機制，其結果都可能是增加政府債務負擔，給長期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美國的平衡在于短期維持復蘇與長期持續(xù)增長。5月美國就業(yè)情況的明顯惡化表明了，歐債危機所引發(fā)的金融市場動蕩已經開始影響脆弱復蘇中的美國實體經濟。隨著增長動能的減弱，政策應對的壓力也在逐漸增加。如果美國經濟進一步持續(xù)下滑，不排除其推出更為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可能。
財政政策方面，美國國會和白宮都會有更強的動力降低未來加稅和減支的力度，緩解“財政懸崖”對增長的拖累。貨幣政策方面，美聯(lián)儲的選項較為有限。隨著近來避險資金的涌入，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被壓到歷史低點，這大幅限制了推出新一輪資產購買的空間。然而，無論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會使已處于歷史高位的政府債務和聯(lián)儲負債受到進一步拖累，不利于美國經濟長期的持續(xù)增長。(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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